戏曲的民间性及其当代价值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19-08-21   
    郑传寅
    一
    戏曲创生于民间,主要服务对象是平民百姓。为了吸引观众,戏曲往往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观察、评判、表现生活,即使是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传达的也主要是平民百姓的思想和情感。例如,从关汉卿开始就被反复讴歌的清官包拯,其实传达的是平民百姓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期盼。梁辰鱼、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著名文人的剧作,或描写才子佳人超越生死的爱情,或反思历史上的军国大事,但其评价尺度和思想情感是属于平民的,故大多“与时不合”,有的作者甚至因此遭受沉重打击??杉?,戏曲民间性的内核是为民代言,是民间立场、民间思想和情感诉求的真切表达。
    戏曲民间性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在表现手段上大量吸纳民间艺术元素,包括民间说唱、歌舞、方言、美术、工艺、武术等,这些元素大多具有很强的乡土性和地域特色,故也是剧种艺术个性之所在。
    举例来说,花鼓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投“俗人”之所好,所以“草鞋帮”——汉口的“苦力”们成了它的铁杆粉丝。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许多地方戏都是农民创造的。评剧是在流浪农民乞讨时所唱的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造者成兆才就是一个流浪乞讨的农民。进入上海,而且以演才子佳人戏闻名的越剧,其实是在流浪农民乞讨时所唱的“沿门唱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
    民间性既是戏曲的文化品格,也是戏曲的优良传统。
    二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第二阶段的演出以传统折子戏为主,这些折子戏有的是所选送剧种的代表剧目,集中体现了剧种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特色,民间性是其重要品格。
    其一,民间性体现在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的塑造上。
    安徽阜南县演艺中心选送的嗨子戏《考官》塑造了不畏强权、为民伸冤的历城知县的形象,表达了对权豪横行乡里、强抢民女之恶行的切齿痛恨。江西庐山市文化馆选送的西河戏《包公赔情》,描写包拯秉持国法高于人情的原则,痛铡犯罪的侄儿包勉后向有养育之恩的嫂娘赔情。包拯对其嫂晓之以理——执法者不能因私情而枉法,又动之以情——嫂娘的养育之恩没齿不忘,包勉不在了,他将一肩挑起养老送终的担子,终于说服、感动了一腔怒火的嫂娘,表达了平民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盼。江西永新县采茶剧团选送的赣西采茶戏《醉青天》,描写“醉时倒比醒时清”的知县醉酒后秉公断案、惩治仗势欺人的太守之女的故事。
    其二,民间性体现在对民间道德的弘扬上。
    江西莲花县采茶剧团选送的萍乡采茶戏《清风亭》彰显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子女理当报养育之恩的民间道德,谴责了忘恩负义的恶行。江西宜黄县文化馆选送的宜黄戏《三娘教子》弘扬贫寒相守的民间道德和超越血缘的母爱。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艺术剧院的二人台艺术团选送的东路二人台《光棍汉与外来妹》是现代戏,弘扬的是草根的美德。光棍汉黑狗没有文化,一贫如洗,娶不起媳妇,但他的善良、纯朴、憨厚和真诚赢得了贫苦农家女贾凤梅的爱情,善良、纯洁的贾凤梅被黑狗的好心感动了,观众也被这对虽然贫穷但精神富有的青年农民感动了。
    其三,民间性体现在对民间情趣和乡土生活的关注上。
    平民百姓大多并不要求戏曲剧目富有太深刻的思想,但无不要求其“有情趣”,如果既“无思想”又“无趣”,他们定然掉头不顾。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有些短小的传统剧目堪称“有情”或“有趣”,这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皇甫谧文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送的灵台灯盏头剧《卖子》片段,对苦难中的母子之情,表现准确、细腻,音乐古朴,相当感人。安徽宿州市墉桥区花鼓戏剧团选送的淮北花鼓戏《王小赶脚》,安徽省池州市黄梅戏剧院傩戏团选送的池州傩戏《孟姜女·洗澡结配》,江西省南昌市文化艺术中心选送的南昌采茶戏《秧麦》,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民族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选送的东路二人台《拉毛驴》,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文化馆选送的敦煌曲子戏《告斧头》,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文化馆选送的《下四川》等,都属于趣味盎然的传统小戏,聚焦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载歌载舞,生动活泼,而且各有特色。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集中展示这类贴近百姓的传统小戏,对于拉近戏曲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体认剧种的艺术特色和优秀传统,加强剧种建设,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第二批演出剧目中也有对优秀传统剧目的改编,这令我感到高兴。即使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也会面临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需要的问题。经典改编并无标准尺度,修补性的改编和颠覆性的改编都不少见,很难说哪种方式就是最好的,就是最正确的。
    在我看来,衡量改编之作的尺度不应该是改编幅度的大小,而应该是与被改编对象相比,改编之作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亦即在精神蕴涵和艺术呈现上是否实现了“增值”。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选送的黄梅戏《玉天仙》,我认为它给理论界提供了一个如何改编传统经典剧目的研究对象。
    《玉天仙》在舞台呈现上是值得称道的,它虽然分幕分场,但并不按人物上下场来建构剧情,乐队直面观众,而且与场上人物互动,剧情时空的处理颇具现代感,对戏剧节奏的把握也切合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心理节奏。演员特别是饰演玉天仙的夏圆圆和饰演朱买臣的黄新德,对人物心理的揭示深入细致,演唱和身段台步堪称精美。
    《玉天仙》的文本改编力图摆脱原作《烂柯山》传奇以及据此整理改编的传统折子戏如《逼休》《痴梦》《泼水》等单一的道德指斥,从哲理高度审视这桩被“道德绑架”了两千余年的婚变故事,开掘男女主人公的人性蕴涵。应该说,改编本比原作的精神蕴涵更丰富也更有深度,而且具有现代色彩。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玉天仙》对女主人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的同情和理解,对原作肯定夫妻贫寒相守、批判嫌贫爱富之恶德的颠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但分寸拿捏得不准则是显而易见的。
    夫妻间不离不弃、互相扶持,不仅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婚姻道德,即使在当下,它仍然是维护夫妻关系的基本道德。把这一美德与“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利”和“人需要吃饱肚子”的人性对立起来,并不是反思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老百姓至今热捧《秦香莲》,痛恨陈世美,对包公毅然铡死陈世美给予高度赞赏,正是对“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婚姻道德的坚守,这一坚守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同理,妻子在丈夫陷于贫困之时,抛弃“糟糠之夫”,当然也会遭到民众痛恨的。无名氏的传奇《烂柯山》及据此改编的传统折子戏长期受热捧原因亦在此。触动戏曲民间性这个“内核”和“传统”需要慎之又慎。
    源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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